近年来，集团化、园区化、社会化已成为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途径。日前，深圳第二职业教育集团挂牌，成为目前深圳地区规模最大、成员单位最多、成员覆盖范围最广的职业教育集团。此前，深圳第一职业技术学院、龙岗职业技术学校、华强职业技术学校均已发起成立职业教育集团。

然而，目前深圳的职业教育集团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内的职业教育集团也仍存在合作机制松散的问题。如何找到各成员单位的利益共同点？如何打破松散的合作机制？如何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仍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顶层设计推动职教校企合作

所谓职业教育集团，是职业院校、行业企业、教育研究机构、社会培训机构等组织，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发展而组织的教育团体，旨在建立企业与职校双向交流的供需平台。

日前挂牌的深圳第二职业教育集团，集企业、学校、行业协会、培训机构、科研机构及其它社会组织于一体，共有103个成员单位，包括10家行业协会、12所职业院校、13家培训机构、61家企业、3家科研院所及4家出版社等。

事实上，深圳目前有5所中等职业学校获准成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单位，深圳一职、龙岗中专、华强职校此前均已发起并成立了职业教育集团，宝安职业技术学校也将于近期成立职业教育集团。可以说，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方面，深圳已走在全省前列。

在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王庆国看来，每个成员单位都能通过职业教育集团化共享资源。学校结合市场需求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同时促进自身的完善和发展。用人单位与学校联系，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品行等综合素质，更高效地招聘到企业所需的人才。

王庆国表示，如今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要想真正站住脚，就需要毕业生各方面能力都很扎实，证书、技能、人际交流能力和人格品性缺一不可。而通过职业教育集团化，让企业与学校对接，能为学生提供了解企业和社会的机会，学生也能更好地规划职业生涯。行业协会等机构则为学生提供了课堂上所学不到的实战技能，为学生找工作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实践平台。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意见》和《深圳市职业教育校外公共实训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在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深圳第二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吕静锋看来，这意味着深圳在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未来3—5年内，深圳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方面会实现大突破。

“这两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深圳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三个突破。”吕静锋表示，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顶层设计、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方面都实现了突破，这种政策的先导优势在促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方面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集团化合作松散局面亟待打破

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有着众多利好政策和空间的同时，深圳的职业教育集团实际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吕静锋看来，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先进城市相比，深圳作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较短，职业教育发展还没有形成有厚度的积累，职业教育的规模总量不大。从公众的教育诉求来看，由于深圳有着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老百姓更看重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而集团化办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或模式，仍需要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国内的职业教育集团基本处于松散合作的阶段。“由于集团内成员单位的性质、体制、机制不同，大家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兴趣点，或者说是共同的利益支撑点。”吕静锋解释说，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学校关注技能人才培养的规模与质量，企业关注经济效益，行业组织关心本行业或专业的未来发展，科研机构关心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大家追求的方向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选择”。

在王庆国看来，如今的职业教育集团在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很多企业进入到集团，目的在于盈利，如果将盈利看得过重，势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学生学到的东西就会很肤浅。

“此外，很多职业学校颁发的证书与学生的实际能力并不匹配，这不仅对于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不公平，而且看似短期内有助于学生就业的行为，在长远看来弊端很大。”王庆国认为，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初衷很好，但校园之外的单位加入，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集团化为学生提供更多职业发展的机会。政府也应加强引导、管理和监管，确保证书的信誉度。

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深圳市教育局局长郭雨蓉在深圳第二职业教育集团的批复文件上批示，要求深圳第二职业教育集团在探索集团化办学的运行机制上有所突破。对此，吕静锋表示，第二职业教育集团将打破集团化办学的松散结构，力争在一年内，尽快使深圳第二职业教育集团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机构。同时，还要大力拓展职业教育集团的业务领域，使集团自身形成良好的造血功能。

如何找到各成员单位的利益共同点，也是打破松散合作机制的关键。“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成员单位都能在这个平台里得到应得的东西。”吕静锋表示，比如，共同开展技能人才订单培养，依托集团各成员单位的优势，学校可以组织充足的生源和一流的老师，企业可以提供最好的实训场地和设备，行业组织可以提供最先进的专业技术，科研机构可以参与制订订单培养的标准。“在这个人才培养周期内，大家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集团这个平台，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资源。”

声音

职业教育上升通道有待拓宽

事实上，从深圳发展职业教育起，从来就不乏校企合作的机会和平台，高就业率一直是职业教育的亮点。然而，在高就业率的背后，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却一直为人诟病。

“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在规模上已与普通高中持平，但过分强调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吕静锋表示，如今的中等职业教育在全日制教育体系中是一种终结式的教育，90%以上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即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深圳地区，有机会进入高职院校深造的中职毕业生也不超过20%。

吕静锋认为，终结式的教育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有调查结果显示，65%的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比普高教育低一个档次，77%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初中毕业后接受职业教育，66%的家长表示即使孩子没有被普通高校录取，也不愿意被调剂到高等职校就读。

这体现在中职毕业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上。吕静锋表示，中等职业学校的文化基础课的课程比例大体维持在30%，技工学校的文化基础课的课程比例大体维持在15%，音乐、美术、文学欣赏等人文课程在中等职业学校已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已消失。而事实上，文化基础课程与人文课程正是支撑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最大的障碍是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设计。然而，吕静锋告诉记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高等教育与高职院校之间，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之间，基本是处于相互隔绝状态。要想打破这种格局，需要决策层在顶层设计上实现真正意义的“互联互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我们不能再把学生的一生定格为一次考试了”。

日前教育部网站披露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部分细节显示，不让高职院校成为三流生源的聚集地，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也可以升入其他大学的三年级。高职院校将不再是一个“死胡同”。

在王庆国看来，政府应在政策上更多地支持高职院校，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从根本上提高高职院校本身的教学质量，这样就可以吸引大量生源，尤其是吸引那些品学兼优但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农村孩子入读。“用人单位在录用人才时应更多地考查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水平，而非‘一纸定乾坤’”。还要鼓励大学院校给予高职院校一定帮助，实现互助共赢。“这还是关系到教育改革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到，“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这不但对社区教育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而且，也对我国整体教育改革有着重要价值。

在熊丙奇看来，只有把高考改革的着力点集中到让行政机构（包括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行政机构）放权上，才能有真正的改革，并通过改革扩大考试权利，达到扩大公平的目的。